五台山座落在山西省东北部，曲折连绵，千姿百态。东、西、南、北、中五峰对峙，雄伟壮丽。“（峰）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或五顶山。巍巍五台顶，海拔均在三千公尺左右，气候严寒。“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古人有诗曰：“五月行踪人大孚（寺），万松如剪雪平铺”。故又称清凉山，或清凉五台山。
五台山佛寺创建略述
五台山与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四大佛教名山。关于五台山佛寺的创建，自唐代以来，传说颇多。“东汉说”和“北魏说”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明万历时，五台山狮子窝寺的镇澄，认为五台山佛寺的创建，始于东汉明帝邀请摄摩腾来华传播佛法之际，亦即一般认为中国有佛教之初。他在其编撰的《清凉志》中说：“汉明帝时，摩腾西至，以慧眼观清凉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阿育王，此云无忧天竺铁轮王也，能驱使鬼神，将佛舍利造八万四千塔藏之，散布阎浮，五台山有一焉。奏帝建寺，额曰大孚灵鹫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出感通传。”镇澄说他的说法乃导源于唐代高僧道宣律师《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简称《感通录》或《感通传》）。由于镇澄的《清凉志》在国内外流传很广，所以，五台山创寺于东汉的说法也广为流行。然而，道宣在《感通录》中却是这样记述的：“（五台山）其山属岱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在这里，道宣只是说大孚灵鹫寺“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并未言及摩腾云云。可见，镇澄的五台山东汉创寺说，乃是一种传说加演义。
唐高宗时释慧祥编撰的《清凉传》，是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专著，故又称《古清凉传》。《古清凉传》说：“大孚图寺（即大孚灵鹫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云：“清凉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于今在焉。”按照这一记载，五台山佛教肇兴于北魏孝文帝时，大孚图寺和清凉寺都是北魏孝文帝时创建的。
唐文宗时，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日本天台宗第三代祖师、日本僧人圆仁慈觉大师，在其入五台山求法巡礼的日记中写道：“有清凉寺，今管南台。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按照这一记载，五台山最古老的寺院不是大孚灵鹫寺而是清凉寺。这也是对于东汉创建大孚灵鹫寺之说的一个有力否定。
清代著名史学家顾炎武，对五台山的佛教史实进行过认真的考订。他在《五台山记》中说：“五台在汉为虑掳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又说：“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白天竺来，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而不在此（五台山）也。”在这里，顾炎武明确地指出，明释镇澄是将佛教典籍中关于摄摩腾来华后居住的洛阳白马寺清凉台，误当作清凉五台山了。
我们将关于五台山佛寺创建的“东汉说”和“北魏说”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在佛教界长期流传的“东汉说”，宗教色彩极为浓厚，与史实相距甚远，不足为信。而“北魏说”则比较可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的《宗教词典》亦说五台山的佛教肇兴于北魏孝文之际，曰：“北魏时即建有佛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在北魏时期，五台山佛数仍是处于草创阶段。那时，寺庙并不多，规模亦不大。大孚图寺只有“东西二堂”，佛光寺仅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这与《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北魏都城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兴盛景象是无法相比的。据史籍记载，“时魏境有寺三万所，僧尼二百万人。”仅有佛堂数间的五台山寺庙，在北魏佛教界显然不占重要地位。
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形成
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并在中外佛教界发生重大影响，是从唐代开始的。有唐一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
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所以视五台山为“祖宗植德之所”。李渊在起兵反隋时，就对佛教许下大愿，说当了皇帝，一定大弘三宝。武德二年（619）李渊便在京师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务。唐太宗即位后，重兴译经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九年（635），下诏曰：“五台山者，文殊必宅，万圣幽（木妻），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是年，台山建十刹，度增数百。”
武则天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非常重视佛教的作用。长寿二年（693），名僧菩提流志等上新译《宝雨经》，称菩萨现女身，为武则天上台大造舆论。证圣元年（695），又命菩提流志和实叉难陀重新翻译《华严经》。圣历二年（699）译毕。新译《华严经》说：“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清凉五台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工峻后，命大德感法师为清凉寺住持，并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这是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发端，也是五台山在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挟持下，发展成为名山圣地的开始。
据记载，唐代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帮赍供，不可悉记矣。”显而易见，从唐太宗到唐德宗，都对五台山佛教给予极大的支持和扶助。
从佛教经典来看，除新译《华严经》说文殊菩萨住处“名清凉山”外，《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也云：“佛告金刚密迹王言：我灭度后，于此南赡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项，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由于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文殊菩萨住处——“清凉山”“五顶山”，同五台山的地形、气候、环境，极为相似，所以，中外佛教徒便把五台山这个“五峰耸出”“曾无炎暑”的自然存在物，当作是他们虚幻世界里的文殊菩萨住地了。这样，五台山就成了佛教徒们竞相朝礼的圣地，驰名中外，显赫于世。不言而喻，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是借助于李唐王朝的强盛而名扬中外的。
在唐代，佛教备受推崇，文殊菩萨尤其为佛教徒所尊崇。国家规定，全国所有寺院的斋堂，都必须供奉文殊菩萨像。由于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萨，视五台山为佛教圣地，所以五台山空前隆盛，名僧辈出，澄观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澄观，（738－839），俗姓夏侯，字大休，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十一岁，在应天宝林寺出家，十四岁得度，三十九岁时，“誓游五台，一一巡礼。”在遍访五台山名刹胜迹之后，留居大华严寺研讨《华严经》，在寺中主讲《华严经》五年。后来，澄观觉得“华严旧疏，旨约文繁。”于是，“旦暮策怀，思惟造疏。”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四月八日，澄观谢绝交游，在大华严寺制疏阁重新注疏《华严经》。至德宗贞元三年（787）十一月五日，历时三年多，终于著述出《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唐代宗时，澄观被代宗“事以师礼”。唐德宗又尊其为“教授和尚”，“诏受镇国大师号，进天下大僧录。”宪宗即位，“敕有司别铸金印，迁赐僧统清凉国师之号，统冠天下缁僧，主教门事。”“穆宗，敬宗咸仰巨（大）休，悉封大照国师。文宗太（大）和五年，帝受心戒于师。开成元年，帝以师百岁寿诞，赐农财食味，加封大统国师。”“中外台铺重臣，咸以八戒礼而师之”。澄观“生历九朝，为七帝师”，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卒，年一百零二。唐文宗“特辍朝三日”，命“重臣缟素”，隆重葬之。被尊为“华严宗第四代祖师”。有唐一代，五台山名僧辈出，这也是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再一标志，是佛教寺院的大规模兴建和僧侣人数的增多。在唐代，五台山见诸记载的佛寺就有七十余所，且规模十分宏伟，仅以金阁寺的兴建为例略述如下：
金阁寺是由著名高僧不空三藏主持建造的。不空三藏与玄奘三藏、鸠摩罗什齐名，是我国佛经的三大译师之一。译有《金刚顶经》等大乘及密宗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也是我国佛教密宗的创始人。不空三藏备受朝廷优礼，唐代宗称之为“我之宗师，人之舟揖”。金阁寺的建筑式样，就是不空三藏参照印度最著名的寺院那兰陀寺设计的。为了建造金阁寺，皇帝、皇亲和百官捐赠了大量金钱，唐代宗甚至下诏命令全国十节度使都要为建造金阁寺慷慨捐助。建造金阁寺的材料和工匠来自全国各地，耗资“计钱巨亿万”。金阁寺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兴工，大历五年（770）工峻，历时三年，建筑工艺十分精美。寺中壮丽的金阁分上中下三层，高百余尺，“铸铜涂金为瓦”，“照耀山谷”。寺成之后，不空三藏奉敕住持金阁寺。可惜这样雄伟壮丽的建筑，在唐武宗灭佛时已被摧毁殆尽，早已荡然无存了。
随着佛寺的兴建和扩大，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亦日益增多。唐德宗贞元年间，合山僧尼达万人之众。佛教本来是李唐王朝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但自安史之乱后，由于国家徭役征派极端繁重，寺院便成了人们逃避徭役的隐避所。寺院僧侣亦趁均田制破坏之机，兼并土地，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为非作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使僧侣地主同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已有毁禁佛教的意图。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者乃佛，遂于会昌五年（845）下诏废佛，命令拆毁寺字，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全国拆毁大小寺庙四万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低二十六万余人，收回土地数千万顷。五台山亦不例外，僧侣散尽，寺庙被毁。唐宣宗即位，又再兴佛教。政府规定五台山的度增数仍达“五千僧”。实际上，加上私度和游方增，要比“五千僧”多得多。纵观历代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以唐代为最多。寺庙林立，僧侣若云，这也是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标志。
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再一个标志，是外国佛教徒竞相朝礼和对五台山的无限景仰。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国际上声望甚高，是亚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五台山又受到了印度、日本、朝鲜和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景仰。朝礼五台山和到五台山求取佛经佛法的外国僧侣很多。其中日本僧侣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有许多著名高僧，诸如惠萼、灵仙、圆仁、慧运、圆修、宗睿等等。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慈觉大师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时，曾将日本不能论决的天台宗疑难问题三十条，请我国天台宗高僧、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志远法师裁决。日本佛教徒称之为“唐决”。他们不但在五台山求得许多佛教经典，而且还将“五台山土石”当作圣物带回日本。灵仙三藏，是兼通日、汉、梵三种语言文字的日本著名高僧，他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更长达七年之久，从五台山向日本天皇送去许多佛教典籍和法物。唐文宗太和元年（827），逝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不但佛教僧侣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非常崇仰，“上自天皇，下至公卿”，也都“乐于施舍大量黄金，作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供养费用”。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日本仁明天皇的桔皇后，还“特派惠萼入唐，把亲手制的绣文袈裟施给那里的僧众，把宝幡及镜奁等具施给五台山。”
总之，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是唐代形成的，是借助于李唐王朝强盛的国威，伴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显赫于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