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河商周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内。距市区43公里。范围包括琉璃河北部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包含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区3部分遗存。这处古文化遗址从70年代初开始发掘，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分析和研究，认定属商周二代的古文化遗存。 居住址发现了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子，使用过的窖穴，以及属西周时期的遗物，包括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在一些使用过的灰坑中也发现属于商代的遗物。 古城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60年代初期，北城墙有的地段，在地面上还留有1米多高的城墙，后被夷为平地。但整个城址仍比周围地面高出1米有余。经过发掘，得知北城墙和东西二面城墙的北半部，地下尚保留了大部分墙基。其中城的东北角保存最好。北城墙全长829米，东、西二面城墙保留的北段长约300米，南城墙及东、西面城墙的南段，由于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2米多的护城壕沟。据已知的城墙长度，推测城的平面应是方形或长方形。由于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的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址所打破，说明古城的修建年代最迟不应晚于西周初期。这和古代文献所记西周初期北京地区的历史情况，基本一致。 墓葬区1973年秋开始墓葬的钻探和发掘工作，最集中的地区，是在遗址中部的黄土坡村。至1986年冬，两区共发掘墓葬200余座，车马坑近30余座。按照墓葬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墓葬的基本特征是：中、小型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周一般有熟土二层台，坑底置棺停，大型墓墓室部分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一般带有二条墓道，个别的带有四条墓道，坑底木停保存较好。入骨保存情况，一般是小型墓较好，葬式多为仰身伸直，屈肢葬则较少。中、小型墓，有殉狗。其中七座墓发现有殉人现象。随葬器物。多放在二层台上及头前的棺椁间，小型墓以陶器为主，中型墓以青铜器为主，大型墓因被盗严重，青铜器不多见。附葬的车马坑，最少的二匹马，一辆车，最多为四十二匹马，十余辆车。有的车马坑，出有众多的铜质车马器。 随葬品在出土的器物中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玛瑶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青铜礼器有百件之多，大都铸有铭文，加上其它质料随葬品，全部出土器物有数千件。青铜礼器及其器物上所铸的铭文，尤其是铸有“匽侯”铭文的青铜礼器，为确定古城址的性质、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此外，就其器物本身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对研究古代的铸造工艺、美术等方面内容，也都有很高的价值。251号墓出土的伯矩鬲，通体饰满浮雕牛头形花纹，盖内和口沿内都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记述伯矩受到匽侯赏赐的情况。253号墓出土的堇鼎。通高62厘米，口径48厘米，重41．5公斤。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和出土的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大的一件。器内壁铸有铭文26字，记述堇奉匽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而受到太保的赏赐。铭文所记正好与文献上所载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燕侯，而“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一事相印证。在一些青铜礼器中，铭文中有明确记载人的名字和事迹的，有十数件之多。大都是中型墓里发现的，联系到铸有铭文，尤其是铸有“匽侯”铭文青铜礼器的发现，可知分布在黄土坡村周围的这批墓葬，应是燕侯家族的一处墓地。而墓地中的一些大型墓，可能是燕国的某一代侯王墓，其生前所居之所，就是墓地西侧的古城。出土器物中，有青铜器、玉器、漆器等，玉器制作，表现了商代的琢玉工艺水平。漆器包括豆、杯、俎、簋、彝、觚、壶、罍等器类，有的器表采用蚌片镶嵌技术，并有彩漆绘制成的各种图案。其中以一件通高50厘米的漆罍形体最大，是漆器制作中的精品。这批漆器的被发现，把中国出现螺鈿漆器的历史，从南北朝开始的说法，提早了1500年。从墓葬及其出土器物以及古城址的存在，再加上遗址本身的范围，结合文献进行综合分析。考古学家认定这里是西周初燕国的封地，而古城则是燕国的都城，从而解决了自汉代以来对燕的封地具体所在之争。证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封，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是可靠的。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发掘，是北京地区考古工作中一项重大的收获。1988年琉璃河遗址被定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