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区供奉城隍由来已久。早在宋淳佑七年(1247),华亭即立城隍庙。上海在置县前,也供祀城隍于淡井庙,以作为华亭县城隍行殿,后人称老城隍。明朝开国后,于洪武二年(1369),诏封天下州县城隍府神为显佑伯。
相传上海的城隍神姓秦,名裕伯,字景容。为宋代尤图阁学士秦观八世孙。元时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元末避兵物州,转徙上海。当时占据苏州的张士城派人前往招用,为其拒绝。吴元年及洪武初年,朱元璋几次淮备起用秦裕伯,秦均称疾不出。初定天下的朱元璋对于秦裕伯隐卧上海甚感不安,这位生性多疑的皇帝深虑由此“海邦不靖”,即下手渝:“海浜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後悔。”手谕的意思十分明白,秦裕伯只得应召人朝,次年拜待制,旋为治书待御史。洪武三年,设科取士,与刘基同为京畿主考官。洪武六年(1373)病卒,葬于上海长寿里。为“释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为国人请命也”,因而,海滨之民怀着感激与敬重,奉祀其为城隍神。
永乐年间,上海知县张守钓将原位于县西北的霍光行祠改建成具城隍庙。据至元《嘉禾志》引《吴越备史》载,相传吴王孙皓病重时,有神附体一小黄门,对孙皓言道:“华亭谷东南有盐塘,风潮为害,非人为所能防。臣本汉霍光也,愿统部属镇之。”遂立庙祀汉博陆侯霍光,是为上海祀奉霍光之始。
上海的霍光行祠又常称为金山神庙。金山庙改成城隍府後,前殿仍奉祀金山神霍光坐像,後殿则供奉秦裕伯。改建之初,城隍庙规模尚小,以後历代都有所修葺。全盛时,包括有大殿、中殿、寝宫、星宿殿、阎王殿、财神殿、文昌殿等殿堂。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庙侧起造东园。乾隆时,由全县士商捐纳,购潘氏豫园故址,归城隍庙,称西园。重加兴修,所费资产累巨万,极泉石之美,以作娱神乐神之用。府基一度达70亩,称盛一时。其时,江南奉祀城隍“尤谨”,开堂皇崇,寝阁羽卫,“庙制辄拟古诸侯,又极池台园囿之观,吴越所在者皆然,而上海为尤盛”。
与盛大的庙宇相一致,上海人对于城隍神有着特别虔城的奉祀:先是松江民俗,每重祷献,而于城隍庙尤甚,如祈病祈福,富室用全猪羊,贫者用三牲首,日元虚晷,佥云城隍有炅,能祸福人,别府铯无此事。
除夕日,家家户户备牲醴,前往城隍庙瞻拜。牲醴香烛,源源而来,香火称旺一时。每年清明、中元、十月朔,城隍神出巡祭厉坛,迎送间,彩旗、灯幡、鼓乐、戏妓、烟火、舆马,备极豪华、隆重,“虽王侯不能拟,官府不能禁”。
历经数世,在沪人的心目中,上海的城隍神“御灾捍患,素者威灵”,士民对其感恩戴德。清代曹一士曾应邑民之请,为城隍神作《颂序略》,其中记载了送样一则故事:顺治十年秋,一直在海上坚持抗清斗争的张名振引兵人吴淞。苏州总兵王璟时掌军务,督战上海,见对方旌旗蔽空,海艘鱼贯而入,一时竟不知所措。是役,清兵溃败。不久,江宁巡抚周国佐按临上海,王璟深恐其畏敌逃避之迹败露,遂先发友制人,诬告上海百姓犯通海之罪。周国佐信以为真,决定屠城,淮备从南浦至静安寺,承数烧杀。上海知县阎绍庆及乡绅曹垂灿等闻知,急忙赶赴抚台行营,长跪陈请,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保。自朝至暮,再三恳求。周国佐仍一意孤行,下令鸡鸣时分纵戮。夜半,城隍神显形巡抚官廨,朱袍象简,赫立阶下,周国佐见之,心意稍动。稍顷,城隍神又显形,对着周国佐“直视摇首者数四”。于是,周国佐收回屠城之令,全城百姓终于免遭屠戮。这一传说,反映出上海的老百姓已将能保有家室、安享太平归功于城隍神之赐。 也有说城隍作为神,是由《礼记》中所渭“天子大蜡八”而来。天子要祭八种神,其中有“坊”与“水庸”,大略是对城堑、护城沟渠之祭,这是对城市守护神的祭札。明代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谈到了城隍之祀:城隍之在祀典,古无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卫内,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于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号,前代因袭,其来久矣。 後世的城隍正是被赋予了城市守妒神的面目与功能,御灾难,安生聚,垂丰穰,庇百姓。城隍庙亦就因此成为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祭典埸所。地方官府朔望进香,祈晴祷雨,并常藉以宣讲乡钓。士庶禳病祈福,牲醴香楮,祷献报赛。这也就难怪城隍庙庙宇崇闳,香火繁盛。
自清末以来,上海的城隍庙又多出一重功能。当时辟出西园的部分,租于商家。此例一开,园中广设商店,竟成集市,城隍庙各种土特产、美味食品的声名不胫而走。另外,东、西园园囿之胜号称一邑之冠,游赏者颇多。各种花会,如四月下旬兰花会,九月中旬菊花会等,常设于东、西园,各神庙会、灯会又常以城隍庙为盛。三月二十八日,传乃城隍夫人诞,上海街巷悬灯亦一如天后。 作为海滨城市,上海的城隍庙还兼有着护海功能。明初城隍庙改建之时,大门有坊,其额曰“保障海隅”。清同治时又加封“护海公”,匀天后神合力护庇南来北往的海舟,“上海地濒溟渤,华夷于兹互市,北达燕齐,南连闽粤,舳舻衔尾,鳞萃麕集,往往惊涛骇浪中,神之灵异与天后相佐佑”。进出黄浦的船艘,则必向天后官、城隍庙烧香祈祷。“惯驾沙船走北洋,船头四望白茫茫。得归庆幸团团会,天后城隍遍爇香。”每次城隍庙修葺,不仅上海商民踊跃捐赠,不恤财力以助,四方富商巨贾也皆“捆载辐辏而集”。上海城隍庙由此得以称盛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