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方介堪随吕文起（渭英）到上海，这一年他26岁。吕氏先后将他介绍给福建名土易熹及自己同科举人赵叔孺。初一见面，易，赵二人对这个青年印作的雍容大度和娴熟技法惊叹不已。赵氏当时在上海很负盛名，就将方介堪列为弟子，并将他推荐给上海西泠印社，任该社木版部主任，并经常由方介堪代为镌刻数以百计的印章索求。不久，方介堪去拜谒吴昌硕，吴昌硕认真看了他的印作后，当着众多艺术界名家和弟子的面，说自己50岁以后才走吴让之篆刻的路子，到现在还没有刻好，而方介堪还不到30岁，已经比他刻好得多了。此后，又在不同场合称赞方介堪“才资高远，后生可畏”。艺术大师出自真诚的赞赏，震撼艺坛。刘海粟闻名，诚聘方介堪为上海美专金石教授。此后，方介堪不仅是经亨颐、何香凝等人“寒之友”社的中坚，还同金石书画界元老名流褚德彝、曾农髯、黄宾虹、丁辅之、王福厂、高野侯、楼辛壶、郑午昌，及潘天寿、林散之、谢稚柳、唐云等人，都有交往。其中与张大干的友谊最深，交情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一起受聘为上海艺专教授和1929、1937年第一、第二届全国美展审查委员，并于1937年春节在北京举办“张大千方介堪金石书画联展”，旋即不远千里同游雁荡。这十年间，方介堪利用良好的环境，在书法、绘画和诗文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提高，成为擅长篆刻又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几年间还连续出版了几部印谱，和古代玉质印章专集《古玉印汇》，钩摹完成并初步编定大型古文字工具书《玺印文综》。抗战期间，他回到温州，在饱尝了沦陷离乱的困苦，又经历了中年丧妻之痛，惟悴不堪。抗战胜利，他应约到上海会晤张大千，很快恢复了艺术活力，并在次年以精湛的几方印作，获得为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举办的全国美展一等奖。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任命方介堪为温州市丈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兼任温州市博物馆馆长，他热情投身地方文物工作，为收购、搜集、抢救流散在民间的文物，跋涉农村山区。温州博物馆能有现在藏品居全省第三位的规模，方介堪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埋没。应国家文化部之邀，他的作品先后两次选送日本展览。1963年，温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他兼任副主任，并为他没有创作室。他刻制了如毛泽东《词六首》。《共产党员思想修养八则》等一批配合当时政治形势宣传的作品。同时还破例收几个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为入室弟子，指导他们学习《说文解字》，从汉印入手学习篆刻。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毫无保守地传给他们，使不绝如缕的篆刻艺术后继有人。“文化大革命”不仅破碎了他的美好愿望，还把他作为温州文化界重点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连着抄家7次，多年收藏的书画被扫荡一空。“四人帮”粉碎后，他有幸以年迈古稀之人获得第二次解放。艺术成就也再一次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授予许多荣誉，出版了篆刻作品选集。文化部特地请他到北京颐和园休养创作，使他在中华民族振兴有望和安定繁荣的环境中，心情舒畅地倾力创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十年，为坎坷的一生划上完美的句号。
他的遗著《玺印文综》，在他逝世后不久出版发行。当地离别人世10周年的时候，颇具规模格局的“方介堪艺术馆”将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