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窑旧称蕉滩或蕉滩碗窑。明末清初，福建连城县的巫氏等先民为避战乱，一路内迁，至浙江省苍南玉苍山麓南坡（原平阳县）蕉滩时，被当地的资源条件吸引，定居下来，重操原籍旧业———手工操作烧制陶瓷器皿，尤以青花陶瓷闻名。代代相传，在清乾隆年间达到极盛。
据史料记载，当时碗窑小小一个村落，竟吸引了40余姓聚居，人口多达4000人。碗窑人秉传祖业，埋头做碗，除了三四家开小客栈的，另有十来个人懂一点“官话”，给不通当地方言的客商们做做“翻译”，其余的几千号人口基本从事手工制陶。村里客商云集。虽然龙窑（阶级窑）多达18条，但手工出品慢，要货的人又多，商人们为了屯足货，甚至一住半年。
碗窑地处偏僻，生活简单寂寞，为了留住客人，村里集资兴建戏台。村民们财大气粗，一次性在半岭、下窑各盖一座戏台。第二年，又按当时习俗，在戏台对面盖三官殿（意谓演戏是为了祭祖娱神，以避嫌伤风化）。碗窑的三官殿和戏台工艺十分精良。三官殿里大大小小的藻井多达13个，形状各异，无一类似。藻井层层描绘人物、诗词、花草———据南戏专家们考证，至少绘有12支当时盛行的戏文。
经过鼎盛期，碗窑渐渐走上下坡路。1936年，全国到处闹饥荒，谁买碗？碗窑人只好将碗垒在家里，最后终于停产。解放后，碗窑曾有过几次起色，先后办过生产合作社等，村民们的户口也迁为“居民”。生产设备有所改观，但传统的制瓷设施仍保留沿用。1958年，该地兴修水利，建造桥墩水库，根据用地规划，水淹下窑。
窑灯指引乡路
碗窑曾经锣鼓喧天，戏文不断。下窑在唱，半岭也在唱；这个班子还未开拔，下一个班子又已到来———温州各地区的班子，但凡稍稍出色的，都曾在碗窑献过艺。
空前活跃的气氛，极大地刺激了来此演出的戏班子。几乎天天在“斗台”。有一个叫“天然舞台”的班子，演《大补缸》时甚至用上了真刀枪（红缨枪）。那边台上激烈打拼，这边台下直擦冷汗。最后一声怒喝，红缨刺去，刺下对方耳环！
如此卖力，当然是因为碗窑是个大主顾，长年开唱，报酬又高。解放初期，温州的票价是每张1毛钱，碗窑卖到2毛5分，一场售票1300张。
那时碗窑还很完整，人口众多，屋檐相挨。孩童放学回家时，如遇上突来的山雨，就急忙贴着屋檐儿走，从村头走到村尾，回到家，身上没沾一点雨水！天黑时，碗窑点灯了，豆黄色的菜油灯轻轻地摇曳在每扇窗口，望上去，层层叠叠，错错落落……
当然，村里最高、最亮的，还是半岭三官殿前的那盏三官灯。此灯有专人照看，临黑时一拉机关，灯盏顺着旗杆缓缓降下，上足油，点亮，放回灯罩，拉动杆绳复位。三官灯高高地亮着，不管刮风下雨。夜行者远远地看见了，一颗心顿时安定下来———碗窑到了…… 那时，碗窑的生活水平是远胜于附近村落的。村里的姑娘很少外嫁，外村的女孩则以嫁入碗窑为荣。
最后一缕青烟
今天的碗窑村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青壮年都远走他乡找生活，很少人愿意学烧碗窑的手艺，因为赚不到钱。一年来，碗窑的村民收入基本和去年持平，但常住人口足足下降一半多———去年常住150人，而今年，仅余70来人！
村子里，几座空弃的小院落，野草高过膝盖。老农拖着锄把，慢慢地锄着。锄下的草堆在石门台前，划上火，一缕青烟时浓时淡地飘着……
也许这一切渐渐地都将淡成历史。碗窑的戏台息了清音，已近20年；碗窑最后的一条龙窑，断断续续地在烧着耐火砖……
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先生遗憾地说：窑是这个村的灵魂，窑停了，碗窑也就失去灵魂所在了。村人的诉说十分无奈：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喜欢上了细瓷，粗瓷没了市场。陈先生认为碗窑的瓷胎很细腻，一点也不粗，主要是釉，应在釉上下工夫，稍作改良，然后在销路上打开局面，“粗瓷并不是停产的症结，生活条件越是提高，越有人喜欢朴素的东西。像日本的粗瓷，一直在国际上高销，就是因为它在工艺上设计得好，很民族化，拿在手里一看就知道是日本的。”
碗窑村何时能够找回她失落的美丽呢！
